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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怪的安排

分類: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和變革法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由於政治巨變和差會工作終結,自然而然躍入腦海的問題就是:在變革中倖免遇難的基督徒怎麼樣了?在新疆是不是還完全有可能宣講基督的教會?來自以前差會工廠的消息越來越少。然而,似乎有跡象表明當宣教士被迫離開之時並不是一切都走向了盡頭。

宣教士被驅逐的頭幾年有一件事情被差會秘書帕爾美形容為「神奇怪的安排」。這件事指的是西格麗德‧賽爾維108(Sigrid Selvey)夫人的事,她是1938年8月最後三名宣教士離開喀什葛爾後繼續呆在那裡的人109。這一家人在喀什葛爾一直居住到1943年賽爾維博士轉居印度為止。從1938年到1943年「沒有宣教士」的這五年當中,賽爾維夫人對許多人尤其是那些基督徒或曾經跟差會有過密切來往的人來說是個極大的鼓舞110。她跟瑞典方面稀疏的通信中反映了政治發展,也可以一瞥剩餘的基督徒的命運。

在日期為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賽爾維夫人描述了最近的事情。她寫到她1937年8月的婚禮情況,一開始的民間儀式是由英國領事館的總領事派克曼(Packman)主持的,後來的教會婚禮是在差會教堂由斯格夫雷德‧摩恩來操辦的。「教堂裡擠滿了人111」,她寫道,「有好幾百人到場參加婚禮,無畏無懼。差會仍然被接受,人們去教堂也沒有受到威脅。」然而,到了春天,局勢發生了惡化。賽爾維夫人敘述了瑞典行道會和英國領事館是如何被抵制的。瑞典人和領事館的人失去了他們所有的本地工人,因為許多工人都被逮捕了。只有英國公民才可以安全地走到領事館圍牆之外112。

1938年8月,她寫道她的境況很不安全。所有的瑞典宣教士都離開了中國,包括變革之後還呆在那裡的這三個人。在他們離開之前,他們參加了她的女兒安妮(Anne)的受洗儀式。艾爾伯特為這個孩子施洗。來自烏魯木齊的三名中國內地會宣教士也參加了洗禮。他們在喀什葛爾呆了幾個星期,打算跟三名瑞典宣教士經由印度從陸路走到歐洲。烏魯木齊的差會也面臨同樣的命運,此時瑞典差會和三名英國宣教士在接到離開中國的指示後正在回家的路上。賽爾維夫人還寫道瑞典的宣教士留下一些東西和錢在她家裡,叫她分給可能會向她求助的基督徒。她得到了額外的一批錢,這樣她就可以為一些孩子安排去印度的旅程,他們的父母已經先到了那裡。賽爾維夫人寫道她希望這些孩子可以到達印度,否則他們的處境會很艱難。她寫到,「沒有一個基督徒露面,我從沒有走出過領事館的大院了。113」

1938年11月,一封新的來信告訴了喀什葛爾的一些細節,此時喀什葛爾最近就職的新總領事是大詹森。在他出國赴任的途中,他遇到了這「三弟兄」。他向他們表示問候,說他很遺憾差會不得不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信中還說差會裡的一些婦女有露面。賽爾維夫人特別提到了幾個前來領取食物和錢的寡婦。在秋天的時候她們定期地來領取她們的「福利」。賽爾維夫人在信中說有些人甚至從鄉下的地方趕來。她沒有過多地跟她們交談,因為「這樣的世道你永遠不知道誰是可以信任的。」信中還帶來其他一些消息:領事館從差會接管的一個雇工賈瑪律(Jamal)負責分發物品給那些尋求幫助的人;來自差會的一個年輕人撒母爾成了一名通信員和領事館門口的門衛;英國公民可汗‧賽希蔔(Khan Sahib)去了印度。前面提到的這些孩子就是跟著他去印度與他們的父親匯合的。到了最後一刻,還存有疑慮,擔心他們是否可以去。關於孩子們啟程前往印度一事,賽爾維夫人說「現在他們走了,感覺像是舉起了一個很大的擔子。」孩子們的父親是來自葉爾羌的福音傳道者約瑟夫‧可汗和他的兄弟彼得。她繼續寫道「願這些孩子們從我們教會多結果實。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對彼得沒有多大信心。」她還說,盜賊遷入舊的差會駐地盜走財物,到集市上和街道上變賣一切他們可以找到的東西。賽爾維夫人寫到「有一天,有個人來到領事館兜售一個帶花邊圖案的水壺,水壺邊緣鍍金,上面還印有商標Rorstrand(瑞典一著名品牌羅斯蘭)114」。1939年3月的一封來信提到差會駐地已經被軍方人員接管了115。

在那個時候英國領事館受到抵制。英國人不能再自由隨便地行走;他們的傭人去集市買東西困難重重,沒有人敢跟他們說話,因為他們時刻在間諜的監視之下116。1939年春,當局頒佈了一道法令,令新疆省南部的所有外國人上交他們的財物給當局然後離開出境。涉及的外國人是英國公民,特別是許多年來翻越喜馬拉雅山從事商貿的印度人。如果他們不馬上離開,他們就會被強制驅逐出境。這就是35名英國籍印度人的境遇,包括七月到達吉爾吉特的九名婦女和十二名孩子,他們挨餓喪親。他們被迫在最不適宜時間翻山越嶺。他們被控涉嫌帝國主義活動而被驅趕出新疆。當這個消息傳到喀什葛爾時,領事館總領事大詹森就親自去烏魯木齊跟政府官員交涉這種情況。當局的回應很負面,部份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英國人支持了穆斯林叛亂並給了東幹人幫助117。

毫無疑問,如果宣教士們到1939年夏的時候還留在中國的話,他們同樣會被驅逐出境。宣教士們因為他們跟喀什葛爾英國領事館的關係而受到批評。領事館實際上-如果不是形式上的話-是最後幾年差會的保護力量。差會不再從形式上在英國的保護之下的事實被下面這個事實顯明了,在1938年差會解散的時候,倫敦來了指示,前面已經提到過,要求領事館為宣教士和他們的財物提供保護。這證明英國的保護不是一個明顯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早年,賽爾維夫人幾乎跟她的祖國完全隔絕了。偶爾能收到來自她的一點簡短的消息,但大多數都是悲傷的消息。基督徒好像被發配到了勞動營,由於極端惡劣的條件,有些人沒能生還。數以千計的吉爾吉斯人和土耳其人逃往印度118。在1943年的一封信中,她寫到一些來自差會的婦女來到領事館領取少量的救濟金。這些年來,常有來自差會的人過來尋求幫助,她沒有一次地提到一個男人119。

在另一封寫於1943年春的信中,她描述了所有俄羅斯人大撤退之後的政治變化。「我們現在要自由多了,」她寫道,「人們不再害怕我們了」。局勢似乎變得更加寬鬆,人們十分高興地去到領事館。在她的信中,她甚至提到宣教士們也許還可以回來120。巧合的是,喀什葛爾總領事艾裡克‧西普頓爵士(Sir Eric Shipton)的妻子戴安娜‧西普頓夫人(Mrs. Diana Shipton)在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想法。在她的信中,她說在1942年冬去烏魯木齊出公差期間,領事被熱情和友善所包圍121。另一個說明政治局勢發生改變的事實是1943年一美國領事館在烏魯木齊開張,愛德蒙‧克拉布(Edmund O. Clubb)先生為第一任領事。後來同一年,英國也在這裡設立了一個領事館,霍爾姆斯(Holmes)先生擔任領事,同時也作為一個宣教士進行宣教的工作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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