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 Bassam M. Madany

回顾与评述伯纳德刘易斯的三个作品

“中东的多个身份”1

“伊斯兰的政治语言”2

“什么出错了?西方的影响和中东的反应”3

不用多说，自从2011年的一开始，阿拉伯世界便多灾多难。第一个政治火头发生在突尼斯，这个北非最世俗化的国家的勇敢的公民，通过行动，结果令一个长期执政的独裁者被推翻。接着又轮到埃及。埃及人自1952年以来，连续在三个军事政权下受苦，终于，群众站起来，以Kifaya－即够了－为口号，采取行动。他们的确是受够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苦。穆巴拉克是个专制的现代法老王，而且，他即将要把总统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贾迈勒（Gamal）。穆巴拉克离开开罗，前往未知的目的地后，变革的风暴即向西移。这一回，火头在利比亚这个悲喜剧一般的Jamahiriyya（共和国）开始燃烧。只有一半理性的卡扎菲上校（Colonel Qaddafi）给“共和国”发明了Jamahiriyya这个不寻常的阿拉伯名称。（正常的阿拉伯字是“jumhuriyya”，其等值的土耳其文是“cumhuriyet”）。本论文下笔之时，即2011年2月24日，在对这个的黎波里狂人的斗争的结果方面，利比亚的情况仍然不明朗。

与其他同是位于非洲和亚洲的国家不同，伊斯兰国家都无法应付他们所面对的不断衍生的后殖民地时代的问题，而世界其他地区已经能够应付。伊斯兰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在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三本书里已有很好的探讨，在此，我想简略地为这三本书作汇报和评论。

首先是他的“中东的多个身份”（c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这书给我们对中东地区的人民和政治的了解，提供了急需的背景资料。它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要处理一个复杂的课题，复杂性来自中东人既以种族，也以宗教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这个事实。而宗教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从前，在庞大的伊斯兰帝国中，征服者根据人民归属的宗教来分类。一个人若非穆斯林，便是一个较早的宗教的追随者。穆斯林享有伊斯兰教法给予他们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至于其他，如犹太人，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他们获得dhimmis－即“受保护的”－的地位。这种“保护”实际上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因为它牵涉很多限制，强加给非穆斯林。因此，一个人的身份，主要不是由民族或地域的因素界定，而是由宗教信仰。这种分类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中东人的主要身份，来自他或她的宗教信仰，其次才是他正身处的国家。

例如，我早年住在中东时，我的黎巴嫩居民身份证认定我为基督新教徒。（在1975年的动荡之前）在99名成员组成的黎巴嫩议会中，会有一个是代表基督新教的！共和国的总统必须是个马龙派教徒（Maronite），也就是说，罗马天主教徒，总理必须是个逊尼派穆斯林，而议会议长必须是个什叶派穆斯林。通常情况下，外交部长职位交由东正教的基督徒担任！以这种方式辨别人民，每当各个以宗教界定的群体之间的关系紧张时，便产生严重危机。很多时候，尽管是居住在一个独特的国家中，如黎巴嫩，穆斯林认为他们的最终身份（因而他们的忠诚度）来自其他地方，即是在伊斯兰乌玛（Umma）之中。这种效忠方式，令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黎巴嫩存在的modus vivendi（政治妥协）实际上被抵消，在这片曾经被称为中东的瑞士的土地中，最终导致从1975年直至1990年代初持续的动乱。

伯纳德刘易斯的卓越，已经远远超过仅仅一个历史学家。他教授伊斯兰历史的方法，以其独特的诠释手法见称。我的评论文章的其余部份，将主要包括从他最近的作品的选段，我希望可藉以大大明白阿拉伯世界中，似乎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

我要用以下的从“伊斯兰的政治语言”（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引述的文字来开始：

在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对歭期间，欧洲人总是把之间的关系，视为是奥地利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其他民族，对抗土耳其人，讨论亦由此角度出发。而土耳其人则视之为穆斯林对抗基督徒。 在前现代穆斯林著作里，基督教世界里本土性的微细分别，被赋予很少的重要性。在穆斯林的世界观里，宗教是身份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效忠的对象、及－同样重要地－权威的来源。这世界观，他们自然地也加诸于其他人。（第22页）

在上文中，我们注意到宗教因素，是我们与中东或其周围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作家，往往忽略了宗教在伊斯兰中，至关重要，也忽略了什么是穆斯林最终极的效忠。他们往往忘记了，相比于基督教，伊斯兰是一个宗教、政治和文化的混合，是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之中。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而我相信，最近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支持这点，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些作家和政治家继续无视这有关伊斯兰的基本事实？

巴基斯坦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一个例子，解释为何穆斯林认为，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官方认可的和法定的伊斯兰环境。在英国的统治结束前，印度穆斯林的最直言不讳的代表要求英国统治者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把印度次大陆分割，巴基斯坦这伊斯兰国家因此诞生了。这事件标志着，欧洲殖民在亚洲和非洲没落后，穆斯林不会容忍在非穆斯林统治下的生活。由于他们主要是以穆斯林的身份自居，他们效忠的，首先是伊斯兰乌玛。穆斯林只有在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之中才感觉舒适。

再谈伯纳德刘易斯

在现代世界，伊斯兰在与和她同一地位的并且是竞争对手的基督教比较时，伊斯兰在国际上以及各国内所担当的政治角色，都有显著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的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不会不时在一个路德会首脑会议中偶遇。当苏联仍然存在时，其统治者也没有与希腊和南斯拉夫统治者聚会的习惯，他们不会暂时忘记了他们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现在或从前大家都依归东正教为基础，而定期举行会议。同样，东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或是南欧洲和南美洲的天主教国家，也不会在联合国构成佛教或天主教集团，也不会在任何其他政治活动中如此做。

基于宗教身份而合成组别这种想法本身，对许多现代西方观察家来说，似乎便是荒唐甚至可笑的。但是，在涉及伊斯兰时，这既不荒谬，也不可笑。有大概五十五个穆斯林国家，包括君主制的，共和制的，保守派的和革命派的，奉行资本主义的或各款社会主义的，也包括与美国是朋友的，是敌人的，和倡导各式各样的中立主义的国家，已构成一个精密的国际谘询组织，就某些议题上，甚至是一个精密的合作组织。他们定期举行高级官员会议，而且，尽管各国之间有不同的架构、意识形态和政策，却已成就了显著程度的协议和共同行动。（第26页）

在伯纳德刘易斯的另一著作，“伊斯兰的政治语言”（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中，他提及那些持续地影响伊斯兰国家的、令他们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不安的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部带来了极大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欧美国家所提供的护身符并无魔力，各色外国政治贩子所提供的秘方，并没有为伊斯兰的土地和人民的疾苦，带来有效的治疗。宪制政府事与愿违地并没有使他们安康、富裕和强大。国家独立解决了很少问题，并带来了更多，而自由－现在意指不受自己的同胞和教友影响的个人自由－似乎比以前更遥不可及。尝试了许多借镜外国的解救方法－从东欧以至西欧，从南美洲以至北美洲，没有一个有好成效，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已开始向自己的过去－或者是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过去－来探求，以寻找对他们目前的疾苦的诊断，和他们未来的幸福的良方。伊朗革命显示了一条出路，今天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都有男性和女性，寻求跟随伊朗的方式，又或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以返回先知与他的伙伴的至真，至原本，及至正宗的伊斯兰。伊斯兰的政治语言受到新的注意和得到新的重大意义。

伊斯兰的政治语言也正吸收新的内容。一个修订或重整的过去，是从来与真正的过去不一样的。由伊朗以外的世界而来，促成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革命的因素，也不仅仅是枪炮、直接拨号长途电话、和卡式录音磁带，虽然这些东西对他夺取政权是有其重要性。在伊朗、埃及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圈子中，一个新的伊斯兰政治语言正在出现，它的出现，归因于过往一个世纪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人士，和他们的思想的国外来源，（虽然这个亏欠未受承认），以及先知和经典伊斯兰。很大程度上，事情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协调这些不同的传统。（第115，116页）

刘易斯教授的第三本书，“什么出错了?西方的影响和中东的反应”（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讨论有关伊斯兰世界中持续的动荡。书是在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受恐怖袭击之前写的，虽然它是在2002年出版。

与其从这个大有价值的著作中大量地摘录，我会从它的导言（Introduction）和结论（Conclusion）中节录几行，作为这篇评论的结束。这几行节录，为普遍地弥漫在伊斯兰世界中－特别是由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到波斯湾沿岸的伊拉克之间的大片土地中－的持续萎靡不振，提供他的学术见解洞察。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长久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人们，特别是，但又不单是在中东的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这问题主要是由于他们与西方发生接触而引起的。问题的内容和表达方法大不相同，视乎所述接触时的情况，接触程度和接触所持续的时间，和首先使他们自觉，相比之下，他们自己的社会处境较差的事件而定。但无论它唤起的问题和答案的形式（form）和方式（manner）是怎样，日益增长的痛苦和紧迫性，以及最近表达这两个问题和答案时所带的烈怒，都是实实实在在的。（第3页）

在最后一章的“结论”，刘易斯先生给伊斯兰世界的陈年旧患处方。他恳请知识分子领导他们的世界，摆脱“是谁把我们弄成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只会导致神经质的幻想和阴谋理论”，并开始问：“我们做错了什么？”，这问题会引出第二个当然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重整？在这个问题里，并在被发掘出的各种答案中，隐藏着对他们未来的最好的希望。”（第159页）

[首次出版：2011年2月25日]

[最后更新：2011年2月25日]

脚注

1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by Bernard Lewis. Random House, NY, 1998

2 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 by Bernard Lew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88

3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by Bernard Lew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2002

这篇在线文章是翻译自Rev. Bassam M. Madany的“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Turmoil in Islamic Lands”

http://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turmoi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