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期(19331938

从马仲英到盛世才


930年代期间东土耳其斯坦总的政治局势逐渐对差会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但本章的总标题而且中间的几个小标题也显示了这个事实。但是即使政治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这里除了简单地概述之外,不可能做深入的探析,本书的目的是试图描写在这些生死攸关的岁月里差会的各方面情况。1

前一章提到了差会往更好方向的显著逆转,这是差会在1920年代末所经历的属灵突破,在1930年代初到1932年末差会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会众比以往都要多,许多人等着教导和受洗。奈斯透姆在1933年2月写给《Missionsforbundet》的一封信中说道“叶尔羌的复兴”是整个形势的典型缩影。2然而,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赫曼森在写给同一家报纸的文章说到“叶尔羌的恐怖时代”。3那个时候穆斯林叛乱已经延伸到了宣教工场。大约6个月之后穆斯林叛乱被镇压下去,差会又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三个年头。然而,这场叛乱似乎成了“差会终结的开始”。1938年当汉人在苏联的帮助下“恢复了秩序”的时候,却意味着差会的终结。

1 L.E. Nyman对1918-1934年“英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在新疆的利益”做了一个政治上的分析。Malmo,1977

2 The Missionsforbundet 1935,nr 15,228页。

3 同上,1933,nr 34,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