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土耳其斯坦会众的新情况，传教士们并没有不知所措。在1934－1935年交冬的时候，重建工作开始启动。早在秋天的时候传教士们就聚集到叶尔羌，以彻底考察局势。他们听到的来自各个宣教站的报告都是说暴乱对会众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时，足以值得高兴的，令人惊讶的现象是许多先前差会的反对者现在公开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大会决定解散会众，那些想成为新会众成员的人必须特别要求成为会众。每个人需表白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才能成为新成员。而且基督徒必须摒弃某些穆斯林的宗教行为，比如穆斯林的礼拜“乃玛孜”。116
卡尔．伯森写道他如何怀揣不祥预感地返回东土耳其斯坦。所有的基督徒会不会永远避而远之呢？事实证明有相当多的人回到了宣教站，这让他无比高兴。他们公开承认离开了，并说未来他们想成为会众成员。117
直到1935年的复活节，喀什葛尔的会众才聚到一起重建和举行圣餐礼。来庆祝圣餐礼的群众惊人的多，他们都表达了他们想成为会众成员的愿望。罗伯兹说，除了会众成员外，还有几个其他人想参加，喀什葛尔的汉军总司令刘将军也想参加。英国副领事也参加了。在喀什葛尔海关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天主教徒也来参加。最后有对东正教夫妇也参加。他们是从苏联逃出来的，在宣教站住了好些年。118
所以每个人都没有离开了。在1935年返回宣教工场之后，托奎斯特打回国内的报告对有些基督徒的信实表示了高度的敬佩。除了别的以外，他提到了在英吉沙的凯勒里（Khelil）的事例。如上面提到过的，1933－1934年暴乱期间凯勒里独自一人留在了宣教站。当托奎斯特1935年秋回来的时候，凯勒里还在那里，兢兢业业地坚守岗位。托奎斯特写道：
“走过茫茫荒芜之地，一到达英吉沙的时候，我就觉得直接进到了天堂。宣教站里没有传教士，但在凯勒里的打理下几乎察觉不到...我在那里休息了一天，在整整齐齐的花园周围漫步仿佛是在梦中。目睹了一切悲惨现状，当我已经对人失去信心的时候，这三个人（托奎斯特也提到了其他两位）像是漆黑中的希望之光束一样突出和明亮...”119
艾拉．斯韦德伯格（Ella Svedberg）1935年才来到宣教工场。她对那里遇到的年轻基督徒惊讶不已。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日子。其中有些人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了，但他们已经坐过监狱，为他们的信仰受苦。他们如果离开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话，可以得到当局提供的重要职位和其他好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回到了差会继续他们的工作。120
差会发现自身所处的新形势需要有很大的灵活性。拿孤儿院来说就是如此。在儿童和年轻人间的事工是差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眼下只得等待了。当最糟糕的动乱平静下来的时候，传教士们可以去探访城里他们原先监护照顾的那些人。这些人中有些生活在巨大的不幸中，完全崩溃了。传教士们发现的其中一个女孩叫哈娃（Hava），哈比尔（Habil）的妹妹。她现在嫁给了属于新政权下的一个督学，她自己也在一汉人学校工作。传教士注意到学校使用的许多资料是差会的。121
在1934年11月的传教士大会上，再次提出对被抢走的儿童该如何作为。大会决定让这个问题先放一放。他们说，采取任何新措施的时候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儿童回到差会，那儿童之家就责无旁贷地要决定出合适的措施了。122事实上，有些孩子确实给出了生命的迹象。男孩子被几个毛拉照看了起来，现在正教他们穆斯林的礼拜规矩。有好几次小点的男孩子给儿童之家传达出想回来的信息。然而传教士们不敢行动。123
有些女孩子回来了。例如图拉．可汗（Tura Khan）就是一个。她是有一天逃到儿童之家的，也没有人来找过她。还有几个女孩子是自己过来的，有些是被他们的父母留在儿童之家的。她们在那里一直呆到了1936年动荡再次升级的时候，她们才被带走。124另一名回到宣教站的女孩叫托妮莎（Tor-Nisa）。早在1933年夏的时候她捎来一个信息。在给Lisa Gahns的一封信中，她讲到有几个别的女孩子被给去当穆斯林的妻子。“我觉得穆斯林像垃圾，”她补充说。125娜米．特宁谈起托妮莎时说，在托妮莎回到宣教站的时候，她经常陪她出诊和接生。她认真记下她观察到的一切情况。一段时间后，她完全可以独自看一些常规病例了。1934年特宁女士回到瑞典，并且弗瑞达．伦德尔又在同一年意外去世的时候，托妮莎得肩挑起叶尔羌接生员的责任。126
1933/34年冬的时候，差会步入了正常化。惊讶地看到许多早先明显抵制差会的穆斯林现在一步步地想支持差会的工作了。1934年12月，约翰．安德森指出，在最近的艰难时期差会赢得了巨大的份额。以前从没有发生过一个传教士会被伊斯兰真信徒用“祝你平安”来问候，但现在这样的问候语在喀什葛尔和叶尔羌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127奈斯透姆从叶尔羌发来报告说有些人信了耶稣基督。就在重建的当天，就是1935年耶稣受难节那天，传教士们举办了一个洗礼会。医院满了。奈斯透姆还提到他去喀什葛尔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实施了25例白内障手术。俄罗斯的医生跟他一起工作。128在最小的宣教站之一的英吉沙也一样，形势充满希望。站里没有传教士，但工作由喀什葛尔来领导。基督徒很少，但来参加礼拜的差会的好朋友可以聚到15－20人。129
传教士们开始希望1933/34年的暴乱只是个临时事件，从1930年代初开始的良好势头现在会继续发展。在1935年的一份调查中说，“在中国这个不稳定的角落里，工作现在已经重新开展，参与人数有时候甚至比以前还要多。”130事情继续稳步发展，到1936年初的时候，传教士们可以在打回国内的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的工作开展得跟以前一样好了。人们对传教士们也大有信心了。131大量的人来到医院看病，在早晨的祷告会上，每天有约40个病人参加。132
然而，问题还是一大堆。几年动荡让传教士们饱受压力。利萨．嘎斯生命中的一件事就可以说明这个事实。她是个很坚强的人。在她可以自由回国瑞典而去往喀什葛尔的路上，她和埃斯特．约翰森已经回到了叶尔羌女孩之家的任务岗位，如上面描述过的。在那里这两位传教士过得很艰难。最后孩子们被领走了。那时利萨．嘎斯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她不得不躺在床上，度过“完全黑暗”的日子。埃斯特．约翰森讲述说有一次她如何费尽心思地在床边想安慰她。此时利萨．嘎斯从床上坐起来，重重地给了埃斯特．约翰森一记耳光，哭喊说，“难道你没有看见神根本不在意我们吗！指望他有什么用？”133
疾病和死亡对传教士们来说是大考验。1934年，弗瑞达．伦德尔死于伤寒。两年后利萨．嘎斯也死了。她当时回到了瑞典，与卡尔．泊森刚结婚几个月之后就死了。在工场上，有好几位传教士感染了严重的疾病。例如伊瓦．胡克因感染伤寒不省人事地躺了10天。
传教士们的一个个人问题是他们的薪水。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时候国家的货币体系混乱不堪。日常用品的价格比同期上涨了许多倍。对于昂贵空运费用运来的进口商品尤其如此。但传教士们的薪水或多或少仍然跟20世纪初持平。在1906年，一位男传教士一年挣1,440克朗，女传教士挣1,260克朗；1930年代，各自的薪水分别是1,550克朗和1,350克朗。最后传教士们只好向董事局指出他们的个人经济问题。“我们斗胆要求加薪30%”，传教士们说。134要是这个主动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话，那将是多大的鼓励啊！
对传教士们来说另一个沉重的负担是尤其在1930年代有些瑞典的差会领导和差会朋友不相信不看好东土耳其斯坦的差传事业。约翰．安德森愤怒地引述MCCS的人怎样轻蔑地谈论这“一小撮基督徒”。有人写到，“我看到东土耳其斯坦差传的效果微乎其微...我想这是个伤心的故事。”135 30年代中期的时候，西格弗莱德．摩恩在差会秘书帕马尔的身上也感受到一种丧气的情绪，“我很后悔没有把你派到刚果去。136”许多人对东土耳其斯坦差传没有信心。在一些人看来，基督教差传的显然条件并不具备。摩恩说，他们的观点认为差传工作的目标应该是1. 黑人，2. 衣不蔽体活着的，3. 崇拜偶像的。对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来说这三条没一样符合。MCCS领导层的一位代表对摩恩说，“你住在没有崇拜偶像的文明人当中，你为什么还呆在那里？”摩恩回答道，“他们不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去那里的原因。”137
文字出版和印刷工作很活跃，即使在困难重重的30年代也实现了他们的目标。1935年印刷了一本新的扩充版的差会诗歌集。它有255首歌。差会在那个时候有勇气从事这么大胆的事业不只是用奇怪可以形容的。除了别的传教士以外，大部分歌曲的创作，翻译或原版的抄录都是赫曼森和罗伯兹完成的。罗伯兹谈起赫曼森说经过这些年他获得了相当的语言技巧和有一种“能抓住语言之美，崇高和真诚之美”的罕见天赋。138作词作曲者当中也有一些亚洲的基督徒。139
1930年代许多翻译的书出版了。其中有赫曼森的来自阿拉伯语译作《基督的大名The Great Name of Christ》，一本英语小册《君王之梦Sadu Sundar Sing, The Dream of the King》，和《弗朗西斯的玫瑰经A Rosary of the works of Franciscus》。艾伯特翻译了一部来自英语的译作《旧约中关于基督的预言Prophecies about Christ in the Old Testament》。1936年赫曼森又翻译了路易斯．华莱士（Lewis Wallace）的名著《宾虚传Ben Hur》。140 1930年代中后期，新约的新译本也完成了。（详见下面文章）。
差会的印刷所还为当局印刷各种各样的出版物。除了别的外，差会还被命令印刷纸币。罗伯兹写道，
“当革命带着政权的风云变幻到来的时候－喀什葛尔七次“易主”－我们开始为当局印刷钞票。在这个动荡期，印刷钞票成了唯一稳定的事件，因为钞票总是被各方所需要：汉人，东干人，突厥人和吉尔吉斯坦人。所以差会对于货币的贬值有着不光彩的“贡献”。印刷机日日夜夜都在不停地运转。我们一直印到把所有纸张都用完为止...”141
最后几年负责印刷所事务的卡尔．泊森也讲起过印纸币的事情。一开始，用的是合格的钞票纸，但当他们用完了这种纸的时候，他们就用普通的新闻纸来印刷钞票。当这种新闻纸也被用完的时候，他们就使用“白色的家用纸”。142印刷所被各个不同的政权当局所利用。革命期间几份国内当地语言的报纸有好几年都在那里印刷的。负责印刷所的突厥人对这些报纸的内容不总是很严谨。1935年，阿雷尔写回国的信中说报纸印刷“对我们差会是个耻辱”。143发行量只有300份，一个星期出版两期。顺便说一下，其中有一份革命报纸叫做“新生命”。144然而在这种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传教士们也尽量去看到这一切的积极面；人们培养起了读报纸的习惯也可以有助于差传。传教士们认为一些重要的国际新闻也可以印刷出来。在英国领事馆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路透社的电报。要是人们对读报产生了兴趣，那稍后差会也许就可以出版其自己的报纸并让它广为传播和阅读了。可是，这项差会报纸计划从来没有实现出来。145这对传教士们来说是心酸的遗憾，因为这个愿望甚至从1912年当印刷机到达工场的时候就已经怀有了。146
116 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4年11月28日。
117 Carl Persson访谈，1972年9月23日。
118 Lundahl，1945，249页ff
119 Tornquist的报告，1935
120 Palmaer，1942，244页。Wingate，1951，18页。
121 Palmaer，1942，195页。
122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4
123 Lundahl-Walder，1938，132页。
124 Friska Vindar，1939，10页f
125 N. N. 致信Lisa Gahns，1933年5月16日，7月23日。
126 The Svensk Veckotidning，1942年6月5日。Palmaer，1942，166页ff。Naemi Terning访谈，1973年7月24日，1977年10月26日。自从1960年代末开始，这位女士与特宁夫人和其他传教士经常保持着信件联系。
127 John Andersson 在《the Svenska Morgonbladet》上的文章，1934年12月3日。
128 Nystrom 致信Gronkvist，1935年1月27日，致信Palmaer，1935年3月31日。Nystrom in “Ljusglimtar fran Ostturkestan”（＝东土耳其斯坦见闻），1935年4月25日。（打印版，Boras）Nystrom in ”Vardagsliv i Jarkend”（＝叶尔羌的日常生活），1935年7月。（打印版，Boras）
129 Nystrom，Ljusglimtar…见上。
130 SMT，1935，59页。
131 同上，1936，54页。
132 Nystrom致信Palmaer，1936年6月2日。
133 Ester Johansson访谈，1973年2月27日。
134 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6，§25。MCCS的差传经费不允许加任何的薪水，更不用说考虑招募新雇员了。
135 Lundahl，1946，214 页。
136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
137 同上。
138 Palmaer，1942，203页。
139 同上，202 页f
140 Hermansson致信Palmaer，1936年4月6日。
141 Palmaer，1942，203页f
142 Carl Persson访谈, 1972年9月23日。
143 Arell的报告，1935
144 Palmaer，1942，205页。
145 Jarring，1970。Carl Persson访谈，1972年9月23日。
146 Lundahl，1916，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