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耳其斯坦大会呼吁要招更多的工人，这事有点显示着工场上的传教士们发现有可能重新开展工作了。他们写信回国提议应该采取某些措施使得差传学校（神学院）每年可能有入学的学生，以保证有必需的新工人。信中还指出传教士团体因为年老和健康问题，在即将到来的4－5年内会有实质性的减少。159　1936年的大会再次呼吁增加新的传教士。休假的传教士应该给以新的可能去东土耳其斯坦，新人应该先培训。160　直到1936年有两名新传教士来到了工场。这最后两个传教士是1935年来的护士艾拉．斯韦德伯格（Ella Svedberg），和1936年来的教师斯蒂娜．里德伯格（Stina Rydberg）。当艾拉．斯韦德伯格在伊丽莎白．胡克和西格丽德．劳尔森等人的结伴下要启程前往工场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这两名记者爱拉．梅拉尔特（Ella Maillart）和彼得．弗莱明，这两人担心这些瑞典女人会不会出事，能不能翻山越岭；她们“看上去像娇嫩的玫瑰和百合。”161直到1937年刚回国的传教士就表达说希望能够重返宣教工场。

一些年后，当东土耳其斯坦“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当时正在印度工作的埃斯特（Ester）和西格弗瑞德．摩恩（Sigfrid Moen）给行道会董事局写了一封信。他们指出，差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黯然结束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传教士太少导致的。最后10年间工场上只新补充过两名男传教士，其中一人因为生病还中途回国了。162

给传教士们帮大忙的是他们与高级官员们的私人关系。在喀什葛尔这种关系特别有用。1930年代大革命战乱期间关系曾一度紧张，但在“战争的间隙”期间那些接触对传教士来说是真正的资产。这一点不仅是对于本国的管理者而且对于国外的大使们来说都是如此。俄罗斯的总领事馆是差会的反对者。整个差传年代都没有改变其态度，尤其是1925年领事馆职员全部是共产主义者之后更甚。尽管如此，总领事还是帮助成批的传教士办理了途经苏联的签证。1930年代有三批传教士回国瑞典。1936年有批传教士甚至获得允许沿着这条路线前往工场。这样走只需要三个星期。“以前我们从没有这么快就完成了旅程。”163

传教士和英国领事馆的关系也通常是私人间的和能够相互信任的。在麦卡特尼（Macartney）任期的年代（1909－1918，或许是1892－1918），“传教士们进出领事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1910年代Percy Sykes爵士替任了几年，传教士们跟他的关系同样保持得很好。对于后来接任的P. T. Etherton（1918－1922），Clermont Skrine爵士（1922－1927），和Frederick Williamson（1927－1930），关系都一如既往地不错。Fitzmaurice是从1930年继任直到1933年严重的叛乱爆发。在他之后是Thomson Glover上校（1933－1936），Packman（1936－1938），H. H. Johnson（1938－1940）。1940年代前5年担任总领事的是Eric Shipton爵士和M. C. Gillett。这些大部分官员除了给予了传教士们帮助和鼓励之外，他们还用赞赏的眼光在他们的日记里和其他出版物上写到了差会的情况。164乔治．谢里夫上尉在1927－1931年间任英国副领事。最近在英国博物馆展出的他的日记讲述了与传教士的关系中许多的个人细节。他提到了茶话会和共餐的情况，说到了传教士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爱好，表扬了他们把花园管理得很好。他说，托奎斯特经常忙于照相，“吉斯塔夫森非常爱说话。”有一次他接见了6名传教士。气氛有点紧张，交谈不是很成功。当时他们用上了录音机。他说，有位女传教士穿着丝袜，“这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他造访过所有的宣教站，对所有的传教士都表示了高度的赞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传教士被英国人认为是亲德派，这事真显得有点奇怪。165这种欣赏是相互的，比如从西格丽德．劳尔森的一篇日记中的话就可以看出，“谢里夫上尉就要离开了。瑞典的传教士送他到了河对岸。再见，感谢我们在一起有过的一切美好时光！”166另一位副领事Barlow是个委身的基督徒，定期参加差传工作。

但社交生活对传教士们来说也有诸多的问题。这里就只说一个吧，“社交性的喝酒行为”。西格丽德．劳尔森说有一次在俄罗斯领事馆的就餐“确切地讲是一场豪饮的酒会。太糟了！”167通常这个问题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显现。要是传教士拒绝喝酒的话，是否被认为不礼貌？

1935年春的一次宴会使得这个问题变成了热议的话题。理查德．奈斯透姆问了这个问题：传教士在陪同中国当局吃饭的时候就可以饮酒吗？他曾暂时到过喀什葛尔并参加了一位中国高级官员邀请的宴会。当再次回国后他给罗伯兹写了一封信，提到说那晚他感觉有多么的不安。奈斯透姆说，刘平喝醉了，还仍说他是个基督徒。他不能允许去参加差会的圣餐礼庆祝。然而最糟糕的是看到传教士饮酒，他说，即便他们是半推半就带着很大程度谨慎所为的。168同时，奈斯透姆给摩恩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尽量让传教士抵制一切形式的饮酒。169

他立即得到了喀什葛尔的回覆。罗伯兹在他的信中写道，“我想表达的愿望是，在兄弟般的友爱中，我们要尽量理解每一人不同的观点...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是唯一正确的... ”170在所有喀什葛尔的传教士回覆奈斯透姆的一封公共信件中，说刘平将不会被开除出圣餐礼仪式。至于传教士的“社交性的喝酒行为”，观点各一。171

奈斯透姆给秋季即将到来的传教士大会提交了一个问题，“传教士应该饮酒吗？”同时，他激发了去年春在喀什葛尔那次宴会上的反应，说传教士们的例子可能会成为当地基督徒堕落放纵的起因。172在大会上，奈斯透姆没出席，但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其后大会决定一致的以不回答这个问题。173

对于未来传教士们怀有谨慎的乐观。西格丽德．劳尔森的日记本能地见证了这种乐观心态。当时她在喀什葛尔干医疗保健方面的工作，她的日记既说到了她工作中的快乐又讲到了生活的满足。1935年11月她写下了下面的话，“有了工作，不再孤独，我感到很幸福，快乐和自由，身心舒畅。感谢你神！”1935年圣诞节前夜的日记说，“与摩恩一家人度过的圣诞前夜。每个人都身体健康和心情愉快。有了真正圣诞节的气氛。圣诞节礼物也收到领事馆送的，有刘平将军送的，还有Ossipoff医生送的。这是我在东土耳其斯坦度过的第十个圣诞节，这是最棒的圣诞前夜。恩典满满！”1936年1月伊始，“我伟大的一天。我帮Ossipoff完成了一个手术。伊丽莎白（胡克夫人）总是那么好心，对我帮助很大。”1936年2月中旬，“做了一天的手术。两个疝气病人，一个又大又重的囊肿病人，三个割包皮的，一个枪伤病人。”1936年8月，“医院开张了，安德森（约翰．安德森）是院长。这也不错”。“...1936年，我在东土耳其斯坦最快乐的一年。”174

1936年秋，差会遭受重重一击。在当局的命令下，学校不得不关闭。175学校形势在11月份的传教士大会上讨论过，大会决定，鉴于微妙的形势，差会暂时不会有任何的举动要当局撤回他们的成命。学校老师将在差会内安排别的工作。大会还决定为外国学生尤其是印度学生开办一所学校。这并不难办，因为英国总领事是这些计划的大力支持者。176顺便说一下，1936/37交冬的时候对差会来说是相当平静和顺畅的时段。例如罗伯兹说以前从没有这么容易地卖出过基督教文字作品。177而且医疗工作也是紧锣密鼓。在喀什葛尔医院，传教士们得到了俄国领事馆医生Ossipoff的很大帮助。他是个很有能力的外科医生，西格丽德劳尔森说，他似乎跟瑞典人相处得很融洽。

159 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4，§19

160 同上，1936，§14。1936年，在英格兰的惠灵顿圣经学院给斯德哥尔摩的MCCS总部发来一份请求，问他们可不可以向东土耳其斯坦的瑞典差会派出传教士。然而，当时传教士们判断局势太不稳定了，他们负不起让他们来的责任。如果英国人无论如何仍然要冒这个险的话，那他们应该联系他们在乌鲁木齐的自己同胞更加合理（Raquette致信Palmaer，1936年4月9日。Arell致信Palmaer，未标日期，信件于1936年6月2日到达斯德哥尔摩）。然而英国的传教士从没有来到东土耳其斯坦。

1934年茍特弗瑞德．帕姆伯格（Gottfrid Palmberg）准备动身前往东土耳其斯坦。他的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签证也已经拿到手了。就在这时他感染了一种严重的溃疡病，行程变成了泡影。（K. E. Palmberg访谈，Falkoping，1978年11月25日。）

1937年的东土耳其斯坦大会请示MCCS董事局派出一位合格的人过来，看管印刷所和差传资金与账目。如果这事办成的话，就可以空出一个传教士来做传教的工作。此时英吉沙和汉城两地都没有传教士。（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7，§21。）

同时，卡尔．泊森向MCCS青年会求助，建议为“MCCS青年飞行赴东土耳其斯坦宣教”举办一场募捐活动。（Friska Vindar，1937，128页f）

161 Maillart，1940，296页。Fleming，1948，558页f，588页。

162 Ester和Sigrid Moen致信MCCS董事局，1943年10月5日。1930年代初差传学校有一名青年男子和他的未婚妻想去东土耳其斯坦。然而他们却被学校的领导层所阻止了。1935年两名男学生在差传学校完成了他们的学业，打算成为东土耳其斯坦的传教士。然而后来他们没一个来到了工场。

163 SMT，1936，189页。

164 例如Thomson Glover在《The Muslim World》上的文章，1938，204页，还有《JRCAS》，1937，445 页f，Shipton，1951，39页。

165 谢里夫的日记，1927年8月1日，12月17日；1928年4月14日，5月3日，10月24日；1929年2月25日，26日，4月3日，4日，5月6日。

166 Sigrid Larsson的日记，1931年9月11日。

167 同上，1931年10月11日。

168 Nystrom致信Roberntz，1935年4月7日。

169 同上，致信Moen，1935年4月7日。

170 Roberntz致信Nystrom，1935 年4月15日。

171 喀什葛尔传教士致信Nystrom，1935年4月12日。

172 Nystrom致信东土耳其斯坦大会，1935 年9月5日。

173 Moen致信Nystrom，1935年9月26日。

174 Sigrid Larsson的日记，1935年11月23日，12月24日；1936年1月2日，2月12日，5月15日，8月8日，12月31日。西格丽德．劳尔森轻松和明快的见证当然是由于传教士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不管事态如何。在西格丽德的表述中，她还对个人层面的生活感觉到很感谢和快乐。在先两期的工场服事中，她驻扎在汉城，在那里跟托奎斯特相处不来。加上1924年，来工场的第一年她所经历的个人灾难折磨了她好长一段时间。她与卡尔．泊森解除了婚约。她的日记经常证明出她的痛苦。例如1924年5月15日，“希尔达．诺德奎斯特死了。我真羡慕她。”－但当她1935年第三次回到工场时，她被分配在了喀什葛尔医院。那时她在汉城经常有的旧伤痛和孤独之情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做名传教士真是太美妙了！”对许多传教士来说，生命就像她这样地起起落落。有时候，他们会感觉到无比孤独，生活难以煎熬，其他时候又会在工作中充满愉悦，感觉生活如此又意义。

175 Tornquist致信Palmaer，1936年9月3日。在那时东土耳其斯坦所有的学校都有政府注册。差会营办的学校在民众当中有很好的声誉，传教士们希望它们能得到国家的认可。但事实相反。K. B. Westman写道，甚至从1924年以来差会的学校就一直备受责难，“被控告说是国外帝国主义的温床。”（Westman，1929，221页）

176 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6，§24

177 The Ansgarius，194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