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的影响和压力继续深入到1940年代。1942年秋，当整个的苏联兵力都集中在与德军的交战时，盛世才视其为脱离苏俄控制的有利时机。基督徒当时所处的背景就是这个。差会已经走了，许多基督徒在扫荡教会的严重迫害期间被处死。对于幸存者来说，Sigrid Larsson-Selvey夫人被他们看作是“神令人惊奇的眷顾”。她在与瑞典保持联系的同时也能帮助到一些基督徒，虽然这种联系不可能频繁。差会很快在印度撑起了工作局面，来自东土耳其斯坦风暴中的一些受难者来到印度，在那里得到照顾。在印度完成的圣经新译本为继续在东土耳其斯坦民众当中开展差传工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差会指望能依靠这种方式从外围继续差传的工作。1940年代前半叶，传教士们一直怀有重返东土耳其斯坦的梦想，但1946－1947年几位传教士完成的探索之旅却得到了令人沮丧的结果。新疆基督徒零星的生命迹象传递到了瑞典。显然，新疆的基督教会或多或少过着一种地下的生活，也许在殉教。瑞典差会走了。表面上，它严重依靠英国领事馆。当苏俄人让英国人的工作做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差会的终结。但差会留下的“遗产”显然被年轻和年老的幸存者好好接管着，保存着，并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