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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的樂觀-不管事態如何

分類:中亞的宣教和變革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東土耳其斯坦大會呼籲要招更多的工人,這事有點顯示著工場上的傳教士們發現有可能重新開展工作了。他們寫信回國提議應該采取某些措施使得差傳學校(神學院)每年可能有入學的學生,以保證有必需的新工人。信中還指出傳教士團體因為年老和健康問題,在即將到來的4-5年內會有實質性的減少。159 1936年的大會再次呼籲增加新的傳教士。休假的傳教士應該給以新的可能去東土耳其斯坦,新人應該先培訓。160 直到1936年有兩名新傳教士來到了工場。這最後兩個傳教士是1935年來的護士艾拉‧斯韋德伯格(Ella Svedberg),和1936年來的教師斯蒂娜‧里德伯格(Stina Rydberg)。當艾拉‧斯韋德伯格在伊麗莎白‧胡克和西格麗德‧勞爾森等人的結伴下要啟程前往工場的時候,他們遇到了這兩名記者愛拉‧梅拉爾特(Ella Maillart)和彼得‧弗萊明,這兩人擔心這些瑞典女人會不會出事,能不能翻山越嶺;她們「看上去像嬌嫩的玫瑰和百合。」161直到1937年剛回國的傳教士就表達說希望能夠重返宣教工場。

一些年後,當東土耳其斯坦「一切都結束了的時候」,當時正在印度工作的埃斯特(Ester)和西格弗瑞德‧摩恩(Sigfrid Moen)給行道會董事局寫了一封信。他們指出,差會在東土耳其斯坦的黯然結束主要是因為那裡的傳教士太少導致的。最後10年間工場上只新補充過兩名男傳教士,其中一人因為生病還中途回國了。162

給傳教士們幫大忙的是他們與高級官員們的私人關係。在喀什葛爾這種關係特別有用。1930年代大革命戰亂期間關係曾一度緊張,但在「戰爭的間隙」期間那些接觸對傳教士來說是真正的資產。這一點不僅是對於本國的管理者而且對於國外的大使們來說都是如此。俄羅斯的總領事館是差會的反對者。整個差傳年代都沒有改變其態度,尤其是1925年領事館職員全部是共產主義者之後更甚。儘管如此,總領事還是幫助成批的傳教士辦理了途經蘇聯的簽證。1930年代有三批傳教士回國瑞典。1936年有批傳教士甚至獲得允許沿著這條路線前往工場。這樣走只需要三個星期。「以前我們從沒有這麼快就完成了旅程。」163

傳教士和英國領事館的關係也通常是私人間的和能夠相互信任的。在麥卡特尼(Macartney)任期的年代(1909-1918,或許是1892-1918),「傳教士們進出領事館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隨便。」1910年代Percy Sykes爵士替任了幾年,傳教士們跟他的關係同樣保持得很好。對於後來接任的P. T. Etherton(1918-1922),Clermont Skrine爵士(1922-1927),和Frederick Williamson(1927-1930),關係都一如既往地不錯。Fitzmaurice是從1930年繼任直到1933年嚴重的叛亂爆發。在他之後是Thomson Glover上校(1933-1936),Packman(1936-1938),H. H. Johnson(1938-1940)。1940年代前5年擔任總領事的是Eric Shipton爵士和M. C. Gillett。這些大部分官員除了給予了傳教士們幫助和鼓勵之外,他們還用讚賞的眼光在他們的日記裡和其他出版物上寫到了差會的情況。164喬治‧謝里夫上尉在1927-1931年間任英國副領事。最近在英國博物館展出的他的日記講述了與傳教士的關係中許多的個人細節。他提到了茶話會和共餐的情況,說到了傳教士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愛好,表揚了他們把花園管理得很好。他說,托奎斯特經常忙於照相,「吉斯塔夫森非常愛說話。」有一次他接見了6名傳教士。氣氛有點緊張,交談不是很成功。當時他們用上了錄音機。他說,有位女傳教士穿著絲襪,「這是我以前從沒見過的東西」。他造訪過所有的宣教站,對所有的傳教士都表示了高度的讚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許多傳教士被英國人認為是親德派,這事真顯得有點奇怪。165這種欣賞是相互的,比如從西格麗德‧勞爾森的一篇日記中的話就可以看出,「謝里夫上尉就要離開了。瑞典的傳教士送他到了河對岸。再見,感謝我們在一起有過的一切美好時光!」166另一位副領事Barlow是個委身的基督徒,定期參加差傳工作。

但社交生活對傳教士們來說也有諸多的問題。這裡就只說一個吧,「社交性的喝酒行為」。西格麗德‧勞爾森說有一次在俄羅斯領事館的就餐「確切地講是一場豪飲的酒會。太糟了!」167通常這個問題在與中國官員的交往中顯現。要是傳教士拒絕喝酒的話,是否被認為不禮貌?

1935年春的一次宴會使得這個問題變成了熱議的話題。理查德‧奈斯透姆問了這個問題:傳教士在陪同中國當局吃飯的時候就可以飲酒嗎?他曾暫時到過喀什葛爾並參加了一位中國高級官員邀請的宴會。當再次回國後他給羅伯茲寫了一封信,提到說那晚他感覺有多麼的不安。奈斯透姆說,劉平喝醉了,還仍說他是個基督徒。他不能允許去參加差會的聖餐禮慶祝。然而最糟糕的是看到傳教士飲酒,他說,即便他們是半推半就帶著很大程度謹慎所為的。168同時,奈斯透姆給摩恩發了一封信,要求他儘量讓傳教士抵制一切形式的飲酒。169

他立即得到了喀什葛爾的回覆。羅伯茲在他的信中寫道,「我想表達的願望是,在兄弟般的友愛中,我們要儘量理解每一人不同的觀點...不要想當然地認為我們自己的觀點就是唯一正確的... 」170在所有喀什葛爾的傳教士回覆奈斯透姆的一封公共信件中,說劉平將不會被開除出聖餐禮儀式。至於傳教士的「社交性的喝酒行為」,觀點各一。171

奈斯透姆給秋季即將到來的傳教士大會提交了一個問題,「傳教士應該飲酒嗎?」同時,他激發了去年春在喀什葛爾那次宴會上的反應,說傳教士們的例子可能會成為當地基督徒墮落放縱的起因。172在大會上,奈斯透姆沒出席,但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了兩個多小時,其後大會決定一致的以回答這個問題。173

對於未來傳教士們懷有謹慎的樂觀。西格麗德‧勞爾森的日記本能地見證了這種樂觀心態。當時她在喀什葛爾幹醫療保健方面的工作,她的日記既說到了她工作中的快樂又講到了生活的滿足。1935年11月她寫下了下面的話,「有了工作,不再孤獨,我感到很幸福,快樂和自由,身心舒暢。感謝你神!」1935年聖誕節前夜的日記說,「與摩恩一家人度過的聖誕前夜。每個人都身體健康和心情愉快。有了真正聖誕節的氣氛。聖誕節禮物也收到領事館送的,有劉平將軍送的,還有Ossipoff醫生送的。這是我在東土耳其斯坦度過的第十個聖誕節,這是最棒的聖誕前夜。恩典滿滿!」1936年1月伊始,「我偉大的一天。我幫Ossipoff完成了一個手術。伊麗莎白(胡克夫人)總是那麼好心,對我幫助很大。」1936年2月中旬,「做了一天的手術。兩個疝氣病人,一個又大又重的囊腫病人,三個割包皮的,一個槍傷病人。」1936年8月,「醫院開張了,安德森(約翰‧安德森)是院長。這也不錯」。「...1936年,我在東土耳其斯坦最快樂的一年。」174

1936年秋,差會遭受重重一擊。在當局的命令下,學校不得不關閉。175學校形勢在11月份的傳教士大會上討論過,大會決定,鑒於微妙的形勢,差會暫時不會有任何的舉動要當局撤回他們的成命。學校老師將在差會內安排別的工作。大會還決定為外國學生尤其是印度學生開辦一所學校。這並不難辦,因為英國總領事是這些計劃的大力支持者。176順便說一下,1936/37交冬的時候對差會來說是相當平靜和順暢的時段。例如羅伯茲說以前從沒有這麼容易地賣出過基督教文字作品。177而且醫療工作也是緊鑼密鼓。在喀什葛爾醫院,傳教士們得到了俄國領事館醫生Ossipoff的很大幫助。他是個很有能力的外科醫生,西格麗德勞爾森說,他似乎跟瑞典人相處得很融洽。

159 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934,§19

160 同上,1936,§14。1936年,在英格蘭的惠靈頓聖經學院給斯德哥爾摩的MCCS總部發來一份請求,問他們可不可以向東土耳其斯坦的瑞典差會派出傳教士。然而,當時傳教士們判斷局勢太不穩定了,他們負不起讓他們來的責任。如果英國人無論如何仍然要冒這個險的話,那他們應該聯繫他們在烏魯木齊的自己同胞更加合理(Raquette致信Palmaer,1936年4月9日。Arell致信Palmaer,未標日期,信件於1936年6月2日到達斯德哥爾摩)。然而英國的傳教士從沒有來到東土耳其斯坦。

1934年茍特弗瑞德‧帕姆伯格(Gottfrid Palmberg)準備動身前往東土耳其斯坦。他的行李都已經打包好了,簽證也已經拿到手了。就在這時他感染了一種嚴重的潰瘍病,行程變成了泡影。(K. E. Palmberg訪談,Falkoping,1978年11月25日。)

1937年的東土耳其斯坦大會請示MCCS董事局派出一位合格的人過來,看管印刷所和差傳資金與賬目。如果這事辦成的話,就可以空出一個傳教士來做傳教的工作。此時英吉沙和漢城兩地都沒有傳教士。(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937,§21。)

同時,卡爾‧泊森向MCCS青年會求助,建議為「MCCS青年飛行赴東土耳其斯坦宣教」舉辦一場募捐活動。(Friska Vindar,1937,128頁f)

161 Maillart,1940,296頁。Fleming,1948,558頁f,588頁。

162 Ester和Sigrid Moen致信MCCS董事局,1943年10月5日。1930年代初差傳學校有一名青年男子和他的未婚妻想去東土耳其斯坦。然而他們卻被學校的領導層所阻止了。1935年兩名男學生在差傳學校完成了他們的學業,打算成為東土耳其斯坦的傳教士。然而後來他們沒一個來到了工場。

163 SMT,1936,189頁。

164 例如Thomson Glover在The Muslim World上的文章,1938,204頁,還有《JRCAS》,1937,445 頁f,Shipton,1951,39頁。

165 謝里夫的日記,1927年8月1日,12月17日;1928年4月14日,5月3日,10月24日;1929年2月25日,26日,4月3日,4日,5月6日。

166 Sigrid Larsson的日記,1931年9月11日。

167 同上,1931年10月11日。

168 Nystrom致信Roberntz,1935年4月7日。

169 同上,致信Moen,1935年4月7日。

170 Roberntz致信Nystrom,1935 年4月15日。

171 喀什葛爾傳教士致信Nystrom,1935年4月12日。

172 Nystrom致信東土耳其斯坦大會,1935 年9月5日。

173 Moen致信Nystrom,1935年9月26日。

174 Sigrid Larsson的日記,1935年11月23日,12月24日;1936年1月2日,2月12日,5月15日,8月8日,12月31日。西格麗德‧勞爾森輕鬆和明快的見證當然是由於傳教士們感覺到他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不管事態如何。在西格麗德的表述中,她還對個人層面的生活感覺到很感謝和快樂。在先兩期的工場服事中,她駐扎在漢城,在那裡跟托奎斯特相處不來。加上1924年,來工場的第一年她所經歷的個人災難折磨了她好長一段時間。她與卡爾‧泊森解除了婚約。她的日記經常證明出她的痛苦。例如1924年5月15日,「希爾達‧諾德奎斯特死了。我真羨慕她。」-但當她1935年第三次回到工場時,她被分配在了喀什葛爾醫院。那時她在漢城經常有的舊傷痛和孤獨之情被忘得一乾二凈了。「做名傳教士真是太美妙了!」對許多傳教士來說,生命就像她這樣地起起落落。有時候,他們會感覺到無比孤獨,生活難以煎熬,其他時候又會在工作中充滿愉悅,感覺生活如此又意義。

175 Tornquist致信Palmaer,1936年9月3日。在那時東土耳其斯坦所有的學校都有政府注冊。差會營辦的學校在民眾當中有很好的聲譽,傳教士們希望它們能得到國家的認可。但事實相反。K. B. Westman寫道,甚至從1924年以來差會的學校就一直備受責難,「被控告說是國外帝國主義的溫床。」(Westman,1929,221頁)

176 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936,§24

177 The Ansgarius,194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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