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致的政治混乱可以被认为是差会为什么要停的原因。差会正好处于革命发生之地，而且被压挤在各方不同的利益之间。但在政治的演变过程中，也有些势力以明显的方式在狠狠地破坏差会。夹在这些势力之间的是紧张的政治，但对付起差会来，他们又是联合的阵线。首先的反对势力就是穆斯林的敌意，这是信仰对信仰的碰撞。再者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他们来说，这些传教士纯粹是“外来的帝国主义者”。最后苏联的共产主义，因着它对生活各方面的渗透，成为了驱逐差会的终极理由。
穆斯林的敌意是明显的，不光表现在总体观念上对异教人士的不容忍，而且它还在具体的行为上强烈反对，以至于杀害了许多的基督徒。突厥族的毛拉们很久以来就想除掉差会了。革命期间，好战的东干人还瞄准了差会对它进行破坏性攻击。然而，普通民众大体上对基督徒的活动还是持友好态度的，即使在1930年代的骚乱中也是如此。所以当传教士们还有其他人谈起穆斯林的“狂热”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民众的领导者们的狂热。例如尼尔斯．安伯特（Nils Ambolt）1935年写到差会的情况时说，“狂热主义很猖獗－穆斯林的残忍真是难以置信地恐怖。”234瑞典的穆斯林也试图想让差会撤出东土耳其斯坦。早在1932年秋的时候，就有一封抗议信递交给了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要求中国当局采取措施对付差会。235同时一位居住于瑞典的穆斯林在《Svenska Morgonbladet》（瑞典早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表达类似的观点。拉奎特在同一张报纸上为差会辩护。236
穆斯林的敌意似乎很令人费解。东土耳其斯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答案是：只有一百多个人成为了基督徒。几十个皈依者，他们大部分是穷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呢？看到穆斯林领导者们是怎么样如临大敌地看待差会，定会让你吃惊不已。这种强烈敌意的背后必定会有别的东西。的确有。比这一微小会众更意味深长的是差会整体上在民众当中所获得的越来越高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就是不断扩展的医疗保健工作。穆斯林领导者感觉受到威胁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明目张胆地质疑过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社会观念。差会对于民众的信仰来说正如生命的威胁一样，对于毛拉们权柄的威胁也正如生命的威胁一样。因此，它必须滚走！
在许多时候，毛拉们并不能成功地叫民众跟随他们。许多人是那些多年来跟差会成为了朋友的朴实大众。他们永远忘不了宣教士们在他们痛苦的时候或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予他们的莫大帮助。237这样的明证有很多，尤其是在最后的艰苦之年里。也许不能说全中国人都对差会有民族攻击。该省汉人仇恨传教士－外国佬－“帝国主义者”，238更确切地讲是一种地方狭隘主义。诚然，中央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出台了许多新法律，限制外国人的权利，包括传教士。例如有条法律禁止考古发现文物的出口。239而且所有的学校国有化。不再允许外国人执教。这意味着差会的学校走到了尽头，因为在政治动荡期间亚洲人没有谁敢做老师了。240然而，给差会最后的死亡之吻的是总督盛世才的个人权力政策。
瑞典与中国签订过协议，允许在其边界内开展宣教工作。然而这些条约多年来失去它们的重要性。1923年的动乱期间，行道会秘书Westling认识到“在中国到处都无政府状态下”，提起签过的协议也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241
在差会“快死”的时候，这些条约再次被翻了出来。那时摩恩给国内写信说，中国当局威胁要取缔差会的宣教站。摩恩问道，传教士们是不是完全没有合法的权利，或者说这些条约的条款是不是仍然有效？242 Palmaer回覆摩恩说，他已经跟瑞典的外交部联系过了，他们立即答应向英国外交部寻求帮助，要求通过喀什葛尔领事馆保护传教士生命和差会财物的安全。驻上海的瑞典领事馆也得到了通知。关于协议问题，Palmaer继续说，条款是这么写的，“瑞典有权利开设自己的教堂，医院和墓地。”在更下面的一个条款中写到，
“瑞典的传教组织应该被允许永久租用或租赁本帝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建筑或土地作为该组织的财产，为传教所用。土地契约应该完好无损并及时地经当地政府部门盖章后方可生效，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传教组织可以在其土地上兴建相应的房产。”
Palmaer对此补充说，“根据你见到的条文来看，我们有权利支配我们买来或租来的土地。”243
翻出了这份条约后并没有收到什么下文。经外交接触想帮助传教士们的努力也没有结果。
1938年初，新的外交努力再次做出，希望能改变传教士们的困难处境。这次行动的直接原因是来至喀什葛尔的一封电报。电报是经过伦敦的外交部转达到瑞典外交部的。电报的书名人是艾伯特，电报写到，“四个星期以来，差会被剥夺了所有的雇工和合作者，因当局的命令差会被杯葛。英吉沙站已经被放火烧过两次了。马上需要外交帮助。”驻喀什葛尔的英国总领事说他对传教士无能为力，做不了任何事情。他建议英国外交部和瑞典外交部直接跟乌鲁木齐的省政府当局交涉。244
Palmaer与外交部的部门领导Berencreutz反复交谈后，他们最后达成以下意见：1. 将情况通知驻上海的瑞典总领事馆，2. 努力通过莫斯科的瑞典大使向乌鲁木齐当局传递信息，抗议当局对瑞典财物的处置，3. 情况通知驻斯德哥尔摩的中国领事馆，4. 应该告知外交部要求给喀什葛尔的总领事更多的指示和更大的行事权力，5. 应该给传教士艾伯特发封电报，内容如下“外交谈判再次启动。你们尽力而为。如果条件不允许，那离开这个国家回国。”245
直到1938年8月23日，斯德哥尔摩的MCCS总部才得到关于外交活动的结果。当时，差会已经被清理了，所有的传教士，甚至最后三位都已经回到了瑞典。不管怎样，外交努力再次宣告失败。246
所以，正规说来，中国的地方当局才是驱赶差会的主谋。他们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俄国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当时决定东土耳其斯坦命运的正是苏联的势力。传教士们也注意到不断上升的共产主义影响力成为了攻击差会背后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摩恩写道，驱逐差会背后，有一个“反宗教集团”。247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经常被称作“无神势力”。1937年艾伯特写道“无神势力变得更加傲慢无礼”。248“无神势力的特工”到处都是，艾伯特接着说，他们的任务是跟踪参加礼拜的人，然后逮捕他们。
东土耳其斯坦现在被共产主义者统治了，民众被迫去接受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取代了宗教。宗教被看作是反动份子和“人民的鸦片”。249一切旧事物都要抛弃，旧事物当中就有对神的信仰。而且基督教的差会也是“帝国主义的”。在苏联人看来，最坏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人，他们是最接近差会的人。250
共产主义的洪流不是冲走每一个人。大多数的基督徒在抵抗至“痛苦的结局”。许多穆斯林求助于传教士们，因为他们在遭受越来越大的共产主义压力时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说伊斯兰在面对无神论的狂吠时伊斯兰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他们想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艾伯特说，影响力颇大的穆斯林领导者们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友好过。他们不断成批成批地来，既参加晨祷，又参加晚祷，只要这样的能够举行，他们就会来，有几个秘密地来请求受洗。251
当这个基督教差会被毁的时候，所有其他有神论信仰都遭受到致命打击。这个地方的几大宗教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例如在汉城，所有的中国寺庙都被摧毁。252整个东土耳其斯坦的清真寺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场所，253许多圣地被破坏。254反宗教的宣传把穆罕默德置于跟耶稣和佛陀同样的类别。有信仰的穆斯林被讽刺。另一方面，被共产主义宣传激动的有影响力的毛拉们宣称古兰经的思想跟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不同，穆罕默德和斯大林实际上教导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样的穆斯林领导者被说成是进步人士，是伊斯兰的更新者。255那些不转调的人日子就不好过了。穆斯林联合会被取缔，256大量的穆斯林不得不分享跟基督徒一样被处死的命运。257艾伯特讲到过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的遭遇，就是Kerimbaj一家，他家实际上等于被灭族了，所有10岁以上的男性都被杀害。258
234 Ambolt，1935，135页f
235 Palmberg致信Ahlbert，1932年3月27日。
236 The Svenska Morgonbladet，1932年11月21日。
237 MCCS年报，1938，176页。
238 瑞典传教士有这个劣势，海外传教团契（中国内地会前身）的领袖Michael Griffiths诙谐地说，“做一名传教士的问题是你必须出生在对的地方。”（Griffiths，1977，99页f）
239 Hedin致信传教士，1928年11月11日。1935年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他正在立桩规划通往新疆的汽车公路，一路上Sven Hedin被严格禁止做任何的考古收藏。（Hedin，1936，270页）。Jan Myrdal称Aurel Stein，Le Coq，Sven Hedin和其他几个人为窃贼。（Myrdal，1977，244页）
240 Palmaer致信Moen，1936年12月17日。
241 Westling致信O. Hermansson，1923年7月31日。
242 Moen致信Palmaer，1936年10月21日。
243 这个条款最初是写在1936年12月12日给摩恩的一封信中，“瑞典的传教组织应该被允许永久租用或租赁本帝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建筑或土地作为该组织的财产，为传教所用。土地契约应该完好无损并及时地经当地政府部门盖章后方可生效，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传教组织可以在其土地上兴建相应的房产。”－在差传年代，这所谓的条约是有效的（=意思是说，外国人应该根据双方各自国家的法律来审判。）（Westman，1929，169页。）CHH翻译成的瑞典语。
244 Palmaer致信MCCS董事局成员，1938年2月25日。
245 同上。
246 抄自传教士档案，Lidingo，文件二。
247 Palmaer，1942，247页f
248 Ahlbert致信Palmaer，1937年1月9日。
249 Edsman，1971，36 页f
250 英国总领事Packman似乎把差会看作是领事馆的一个累赘。当时所有给差会的信件都是经由领事馆来转交的。但领事馆有时不愿意将它转交给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差会。相反他经常把信退回到瑞典。有一次摩恩进到领事馆的时候他看见一堆寄给差会的邮件。他于是很快把它们收起来藏好。（Naemi Terning访谈，1973年7月24日。）
251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当时他讲述起艾伯特的经历。Wingate，1951，19页。
252 JRCAS，卷XX，1935，104页。
253 Vakar，1936，123页。
254 MCCS年报，1938，176页。The Missionsforbundet，1935，号17，341页。
255 《穆斯林世界》，1934，249页，254页。另见Braker，1971
256 Latourette，1945，356页。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卷XXIX，48页。
257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
258 Ahlbert致信Raquette，1940年6月24日。